2006年10月22日，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湖南省交警总队慈利中队交警王志宏遭到殴打。“谁让你查我们县委书记的车！”为首的慈利县武装部部长欧清平说，“我是武装部的，看你们还敢查车不？你们交警不懂的话，就回去好好学习文件。”整个过程中，那辆“肇事”的黑色别克轿车静静停在一边，车里坐着刘桦——湖南省慈利县委书记。（11月2日《南方周末》）

　　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的一幕——今年9月6日，广西北海一位副县长挥拳打断了交警的鼻梁骨。2005年10月4日，长沙市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在对交警一番拳打脚踢之后叫嚣，“我是县委一把手！你算什么东西？！”这些事件曝光之后，媒体在惊呼“交警沦为了弱势群体”。但我想说的是，面对这些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权，谁人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警察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执行者，法律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警察的权威。从这种意义上说，暴力袭警损害的是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破坏的是法治国家的执法环境，而其最终侵害的则是社会公众的安危和利益。

　　当这些飞扬跋扈的县委书记肆意殴打交警的时候，不仅令人感到极端愤怒，更是使人真切地看到了权力的异化——由于手中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他们很容易将自己幻化为法律的替身，甚至是毫无顾忌地凌驾于法律与他人之上。而一旦有人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触动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他们就会因难以忍受而近乎本能地流露出暴戾的一面。连执法警察都敢殴打的他们，还有谁不敢打？连国家法律都不放在眼里的他们，还能把什么放在眼里？

　　不久之前，媒体报道指出县委书记岗位已经沦为腐败“重灾区”。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里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结合交警多次被打的事例可以看到，高度集权的结果不仅可以给县委书记堕落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极易使他们目空一切地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在这些令人发指的殴打过程中，不仅当事的县委书记对交警表示出极大轻蔑，更多的时候甚至不用领导动手，其下属就早已奋不顾身地充当起“打手”的角色。有这样的地方领导在，当地的政治、社会环境状况可想而知。

　　挨打的经历不仅给当事交警造成了肉体上的创伤，而且也带来了心理上的伤害。被王武亮打伤的交警已经决定离开交警工作岗位，而王志宏在挨打后，他的同事也纷纷开导他，“以后执勤不要那么卖力，查车要看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结局——面对不法伤害，如果警察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话，他们还怎么能够保护民众的安危？如果执法人员的公道都不能讨还，换做一个寻常百姓，又将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

　　调查仍在继续，事情远未结束。在寄希望于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严惩行凶打人者的同时，对县委书记这样一个地方一把手进行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已经成为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权面前，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也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到突如其来的不法伤害，逃避显然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