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的准确体现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对不同时期的产出总量而言，主要指数量增加；经济发展则不仅要求有数量增加，而且要求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理解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技术不断创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资源配置趋于合理等方面的内容。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一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即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增长方式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二)资源消耗型发展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转变，即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资源和破坏环境转到经济发展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三)技术引进型发展向技术创新型发展转变，即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从过去那种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转到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上来；(四)外需拉动型发展向内需主导型发展转变，即处理好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从过去的“让利性”开放转向“互利性”开放、从过于重视“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五)投资拉动型增长向居民消费拉动型增长转变，即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由多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六)倾斜型发展战略向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即处理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改变由于“政策倾斜”形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七)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模式转变，即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状况，让人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

　　对一个国家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过长期探索，现在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形成了

　　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目标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方式，显然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全面涵盖的，也就是说，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而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深刻更宽泛，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注重数量扩张又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科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它准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选择

　　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长期发展中处理和解决“快”与“好”关系的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许多旧矛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和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目前，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在谷类、肉类、煤矿、钢铁与石油等五大基本物资消费上，我国仅石油一项落后，其余皆超越美国。除资源限制之外，我国还面临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自然环境和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仍然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会给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也将使环境面临更大的挑战。更值得注意的是，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增长成果的社会分配，将会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就业难，贫富差距日趋严重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发展中客观存在难以避免的因素造成的，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较多地强调了“快”而忽视了“好”所造成的。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观念，不从根本上处理和解决好“快”与“好”的关系，既不利于

　　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更会给中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在此背景之下，胡锦涛总书记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就显得及时而且意义深远。

　　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如何解决好经济发展中“好”与“快”的关系，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没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快”的要求。邓小平曾经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正因为如此，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把“好”字放在“快”的前面，突出了“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快”字当头，更多地强调的是速度，它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而“好”字当头，更加突出对于效益的注重，它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虽然仅仅是一个词的变化，但其中有着相当深刻的涵义，它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的确立。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又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说明通过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是近几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也将是今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路。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迫切需要

　　第一，新发展阶段改善生存环境和加速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新世纪以来，在初步实现小康的基础上，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要加速建设，又要满足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但是，加快建设和老百姓消费热点转向买房、买车，客观上必然消耗更多资源，加大污染排放，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新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使建设规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群众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要求相适应。

　　第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已经难以为继。近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高速增长，但是，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下，土地、淡水、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目前，我国人均资源紧缺，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资源消耗量或自然资产损失量却排在世界前列。环境质量处于“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的严峻局面。如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大的起色，这种局面只会延续，不会发生好转。

　　第三，区域发展格局不合理，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例如，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炼焦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领域，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恶化了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又如，经济活动在一些地区过度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密度较大地区的个别地方，出现了过度发展的迹象。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地方的集中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再如，地区之间竞争秩序混乱。经济发达地区资源和环境压力逐步增大，有些地区成为资源高消耗地区和生态脆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缓慢，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增长方式削弱了本来就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第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总体来说，我国劳动力总量还比较大，供给相对比较充裕，低成本优势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也要看到，在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格局并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结构性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熟练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并且，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土地供给都趋于紧张，土地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将长期维持。只有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高端产业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才能应对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

　　第五，人口老龄化超常加快。一方面，中国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就迈入了老龄化的门槛。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大致为5000-10000美元；发展中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超常。根据国外有关机构资料，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8年，而中国估计只要27年。人口老龄化既会降低国民储蓄总水平，也会提高人口赡养负担，影响社会财富的增长。

　　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变动态势，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紧迫要求。只有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才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

　　第六，世界性产业转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最近十多年，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出现新的特点和变化，以价值链分工为特点的新型产业分工势头越来越强劲。跨国公司跨境投资、公司内贸易和服务外包明显增加，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层次提高，方式更加灵活。

　　产业全球转移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优化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并推动工业化重心向东半球转移。我国特有的低成本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这对我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既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又带来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妥为应对，趋利避害。